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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21期:江蘇應對中美貿易摩擦的思路與對策

發布時間:2019-04-02 | 信息來源: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界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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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商務廳2017年重點課題成果。作者張二震,南京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江蘇經濟國際化研究基地首席專家;倪海清,省商務廳綜合處處長;戴翔,南京審計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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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特朗普對中國貿易頻繁發難,短期看,局部貿易戰已無法回避,并有從“貿易”層面上升到“技術戰”“產業鏈排擠戰”,甚至向金融領域蔓延的可能性。對江蘇而言,特朗普貿易戰將會在外貿、外資、外智、產業等層面帶來沖擊和挑戰。這就要求江蘇落實好習近平總書記擴大開放戰略部署,重振“敢為人先”的先試先行精神;加強與歐、日等發達經濟體經貿聯系,降低對美國的依賴;用打造低成本營商環境方式對沖美國減稅沖擊;用好各種開放發展的載體和平臺,打造開放發展高地;依托對外開放與自主創新的有效結合,推動江蘇開放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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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對中國貿易頻繁發難,單方面挑起貿易摩擦。從長期看,中美貿易最終仍會回到互利共贏的本質上,但從短期看,局部貿易戰已無法回避,并有從“貿易”層面上升到“技術戰”“產業鏈排擠戰”,甚至向金融領域蔓延的可能性。由于美國是我省重要外資來源地、第一大對外投資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和出口市場,對美貿易占我省外貿的比重高于全國,也高于其他沿海主要外貿省市。特朗普挑起貿易戰,在我省高質量發展的關鍵階段,無疑會帶來嚴重沖擊和挑戰。作為中國開放型經濟大省的江蘇,應做好充分準備,堅持底線思維、系統思維,除了全力配合好國家的反擊策略外,還應有自己的對策思路,堅定不移推動更高水平對外開放來應對和緩沖貿易戰帶來的不利影響。

一、特朗普貿易戰對江蘇開放發展的負面影響

具有內顧傾向、貿易保護主義特征和行徑的特朗普貿易戰,將會在外貿、外資、外智、產業等層面對江蘇開放發展帶來沖擊和挑戰。

第一,沖擊江蘇外貿發展。江蘇是外貿大省,美國又是江蘇第一大出口市場。特朗普貿易戰對江蘇開放發展的影響,首當其沖就是外貿。我省的出口貿易會因為其進口貿易保護主義而受到沖擊;進口貿易尤其是高端中間品和核心技術環節進口會因為其限制出口而受阻。特朗普貿易戰會在一定程度上導致江蘇外貿發展“兩頭受阻”,尤其影響外貿轉型發展。

第二,影響我省利用外資。特朗普貿易戰對我省利用外資帶來的沖擊,不僅因為其限制資本流入而產生直接影響,還會透過影響貿易而產生間接影響。尤其是從更廣義的角度看,稅改這一“隱性”貿易戰舉措,不僅會挫傷美國資本流出積極性,而且還會吸引其他國家和地區資本向美國流動。特別是貿易戰上升到技術戰和產業鏈排擠戰層面后,對我省利用高質量外資尤為不利。

第三,影響我省利用外智。在全球要素分工體系下,資本的流動性最強,其他生產要素包括人才流動往往是伴隨著資本要素的流動而相應流動,且從要素質量匹配層面看,與高質量的外資流動相匹配的往往是高質量的人才。如上分析指出,特朗普貿易戰對我省外貿和利用外資的高質量發展會產生沖擊,因而也會對我省“引智”帶來負面影響。

第四,影響我省攀升產業鏈高端。貿易戰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從目前特朗普的真實意圖和目的看,在“兩頭”進行設阻,從而阻礙產業鏈攀升乃至進行產業鏈排擠,是其發動貿易戰的根本邏輯。江蘇已經深度融入全球產業鏈分工體系,現在正處于攀升全球價值鏈中高端的關鍵發展階段,因此,特朗普的“產業鏈排擠戰”無疑會產生較為嚴重的沖擊和挑戰。

第五,影響我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特朗普貿易戰,主要針對智能科技和通信產品,以及其他涉及知識產權糾紛領域的產品征收“一攬子關稅”,本質上就是壓縮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市場需求;而限制乃至禁止出口高端零部件、商品、軟件和技術,則是企圖從供給端對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設置障礙,而這正是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核心技術“命門”所在。上述變化無疑會對江蘇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帶來嚴重挑戰。

二、江蘇應對特朗普貿易戰的對策思路

面對特朗普挑起的貿易戰,江蘇除了全力配合好國家的反擊策略外,應堅持底線思維、系統思維,堅定不移推動更高水平對外開放,以改革開放高質量掌握國際競爭主動權。

第一,積極落實習近平總書記擴大開放的戰略部署。在貿易戰中沒有贏家,從實力對比角度看,“以戰止戰”可能性也不大,應通過不斷擴大開放來抵沖貿易戰的不利影響。據此,江蘇在新的發展階段,要以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博鰲亞洲論壇上的重要講話精神為指引,認真落實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等四個方面的重要戰略部署,在繼續擴大開放中發揮開放型經濟大省優勢,走在前列并起到示范帶頭作用。在改革開放之初,江蘇產生過“蘇南模式”“昆山之路”“張家港精神”等一大批先進典型和“敢為人先”的先試先行精神。在新一輪擴大開放中,江蘇應進一步解放思想,重振“敢為人先”精神,繼續領先半拍走在全國開放的前沿。

第二,大力實施“一帶一路”戰略,拓展開放發展外部空間。貿易戰受損程度通常決定于兩個因素,一是貿易戰激烈程度,二是“進”和“出”兩個通道上對對方的依賴程度。前者我們無法控制,而后者則可以通過適當的戰略調整加以規避。對美國市場依賴,“進”主要表現為對中高端零部件等中間產品以及技術等進口;“出”主要表現為最終產品的出口。加快實施“一帶一路”戰略,拓展外部發展空間,雖然難以解決“進”的層面對美國市場依賴,但卻可以弱化“出”的依賴程度,從而一定程度規避風險、減少損失。據統計,在中歐班列中,蘇州開出的中歐班列量雖不是最大,但補貼和虧損都是最少的,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江蘇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質量和效益。未來的擴大開放更應注重發揮江蘇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交匯點”作用。

第三,加強與歐、日等發達經濟體經貿聯系。進一步擴大開放除了要實施“一帶一路”戰略外,還應加強與歐、日等發達經濟體經貿聯系。囿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江蘇發展高水平開放型經濟還很難依托“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供給高質量要素、中間品以及關鍵零部件和核心技術等。江蘇發展高水平和高質量的開放型經濟,仍然離不開與發達經濟體的合作。因此,為解決“進”的層面對美國的市場依賴問題,江蘇應加強對歐、日等發達經濟體市場的開拓,加強經貿關系,以保證在產業鏈和價值鏈的中高端供應上,江蘇不會面臨“斷裂”風險,為江蘇攀升全球價值鏈中高端爭取時間、爭取外部可利用資源。

第四,注重打造低成本的營商環境。在傳統低成本優勢不斷減弱的背景下,注重打造低成本的營商環境,降低交易成本和制度性成本,不僅是適應進一步擴大開放、再創開放發展新優勢的現實需要,也是應對特朗普減稅等政策措施帶來的成本競爭沖擊的需要。實際上,在全球要素分工體系下,代表資本利益的跨國公司并非與國家利益完全一致,以資本為紐帶的一攬子生產要素在世界市場游走并不完全束縛于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措施。為此,江蘇需要完善更加國際化、法制化、市場化的營商環境,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為內外資企業提供一個更加公平競爭的市場,并提高政府服務能力,以吸引更高端的跨國公司入駐江蘇。

第五,用好各種開放發展的載體和平臺。在江蘇開放發展歷程中,諸如各級各類的開發區等開放平臺和載體曾發揮了關鍵作用,成為開放型經濟發展增長極、新興產業集聚區、外商投資密集區、改革創新先行區和迅速崛起的新城區。在進一步擴大開放中,江蘇一方面要推動現有各級各類開發區轉型升級,促使其從產業集聚區向創新集聚區轉型,另一方面要積極搭建新的發展載體和平臺,比如國際合作園區、自貿試驗區、自由貿易港等。依托各種開放載體和平臺,在國家政策允許范圍內,盡可能以政策創新集聚先進要素和創新要素。在貿易戰中,產業鏈和價值鏈的排擠及其面臨的斷裂風險,表面上看是高端零部件中間品和核心技術環節“受制于人”,本質上看還是高端創新人才不足所致。因此,通過優化和完善營商環境,依托發展載體和平臺,抓住要素分工的戰略機遇,集聚高端要素尤其是創新人才,從根本和源頭上解決關鍵環節“受制于人”的發展窘境。從企業層面看,三星半導體引入大量日本技術人員等經驗值得借鑒。

第六,注重對外開放與自主創新的有效結合。特朗普貿易戰給予我們最大的啟示和警醒是,作為產業發展“命門”的核心技術,靠“化緣”是要不來的,必須通過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真正掌握核心技術,提高關鍵零部件產品的生產能力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能力。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利用全球要素分工的戰略機遇,吸引和集聚外部先進和高端要素,無疑是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的一種方式和途徑,但并非唯一方式和途徑。另外一條重要途徑就是通過自主培育來集聚和積累創新要素,提升創新能力。何況,在全球要素分工條件下,從要素質量匹配的角度看,一國或地區能夠吸引何種層次和質量的要素,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自身擁有什么層次和質量的要素。因此,注重自身高端要素的培育和積累,不僅是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的路徑選擇,也是“虹吸”全球高端要素尤其是創新要素的重要條件。對此,江蘇需要在加大研發投入、鼓勵創新政策、培育工匠精神、優化制度環境等方面做足功課。如此,才能將對外開放與自主創新有效結合,實施開放式創新,為攀升全球產業鏈中高端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奠定創新驅動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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