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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19期:“改革開放高質量”智庫沙龍專家觀點匯編

發布時間:2019-04-02 | 信息來源: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界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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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420,省社科聯舉辦江蘇青年智庫學者六個高質量系列沙龍改革開放高質量專場,邀請省內外專家作主旨發言。現將其中三位專家(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原所長裴長洪、上海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原所長張幼文、南京大學商學院副院長于津平)的觀點摘編如下,供省領導參閱。

1.裴長洪 以習近平新時代對外開放思想引領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建設

2.張幼文 高質量發展的外部環境與開放政策

3.于津平 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變革與江蘇經濟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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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習近平新時代對外開放思想

引領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建設

裴長洪???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原所長

在新形勢下,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一系列的開放思想,主要包括: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改革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新思想強調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著眼于世界經濟增長的大局,為中國開放型經濟與開放型世界經濟的內外聯動提供了中國方案,為世界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其中,具有中國特色推動世界經濟一體化新格局的一帶一路倡議,提供了一種非霸權主義的國際公共產品共商、共建、共享的供給模式,體現出中國關注自身發展的同時,也關心全人類幸福、全人類共同發展的大國責任感和使命感。

身處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全球化時代,協調合作才是必然選擇,互利共贏才是發展之道。無論是對內改革,還是對外開放,都要求擴大各方利益的匯合點,找準這個利益匯合點,并不斷地將其擴大,對跨國合作將產生積極的影響。不斷出發的中歐班列,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帶來了新的經濟增長動力,也撥動著沿線國家參與一帶一路共建、共享的心弦,他們都愿意參與到我國的一帶一路建設中來;我國先后設立的11個自由貿易(試驗)區,不僅為對內改革與推動開放型世界經濟探索了發展的新經驗,也提供了匯聚各方利益共同點的試驗場所。

站在全球和全人類命運的新高位,考慮中國新一輪的對外開放,十九大報告提出了包括建設自由貿易港在內的新的開放舉措。建設一個自由程度更高的自由貿易港,可以先進貨后報關、注冊企業不需太多審批、人員可自由流動、資金自由進出、金融高度開放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自由貿易港,已成為在習近平新時代對外開放思想指導下需要完成的新任務。以具有龐大工業生產能力和港口運輸能力的經濟發達地區為依托,尋求在更高層次上實現境內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要素自由流動及資源配置最優化,則成為我國自貿港建設的目標。

在前一階段自貿(試驗)區的建設過程中,我國積累了單一窗口與建立外資準入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的良好經驗,為探索更加自由的自貿港建設奠定了基礎。自貿港的建設不單只需要發展運輸服務,亦需要發展與貿易有關的多種服務,包括中介服務、金融保險、法律及商業服務等。因此,推進配合自由港的建設,需要在三個方面著力:

首先,努力拓展離岸業務的空間,主要包括:支持自貿港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離岸研發中心、離岸創新中心;對標國際化市場化、法制化的營商環境;改革外匯管理體制,支持根據產業特征和實際需求,開展限額內資本項目自由兌換和開設多幣種離岸金融賬戶;發展跨境現代綜合第三方物流等。

其次,出于服務實體經濟的目的,需逐步放開離岸金融業務。根據上海自貿區已有的經驗,在人民銀行給予一定的外匯額度審批前提下,可以在自貿港區內建立一個封閉的金融系統,在這個封閉的金融系統中,人民幣與外幣實行自由兌換。

其三,關注自貿港人員進出管理的問題。鑒于我國對外籍人員管理制度較為復雜的現狀,建議成立專門管理自貿港人員流動的部門,以簡化人員進出港程序,加快人員的流通速度。在世界經濟結構性低迷的今天,進一步擴大金融領域的開放,著重發展工業服務業,關注跨界經營,減少企業設立及服務業外資進入審批程序將為我國經濟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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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質量發展的外部環境與開放政策

張幼文??? 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原所長

中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外部環境已經悄然改變。隨著近年來中國經濟實力大幅提升,中國企業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競爭力的逐漸增強,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試圖重新制定國際經貿規則,如近期愈演愈烈的中美貿易爭端中,美國強調在華投資不公平而提出的301調查涉及到對外資所有權限制、以求技術轉讓為進入市場的條件、偏向本國民營企業、被要求技術轉讓、鼓勵國內供應商、以行業政策目標來審批投資、對內外資法律不一致、通過對外投資政策獲取技術、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不足、以產業政策指導對外投資等方面,其矛頭直指中國潛在的競爭力源泉——中國制造2025”。因此,中國高質量發展的開放面臨著愈加明顯的中西方戰略競爭與制度摩擦,傳統外資外貿戰略及發展路徑已難以為繼,地方政府開放政策面臨新的課題,需要思考新思路、開辟新路徑。

首先,擴大開放是道路,國家利益是原則。在要素自由流動的經濟全球化時代,積極融入國際分工仍然是一個國家和地區尋求進步和發展的必要途徑。然而,就西方國家參照最高標準擴大開放的要求而言,其最高標準來自發達市場經濟高度競爭原則,并不適合發展中國家需要的政府發展導向體制。此外,西方高標準市場開放包含政治體制與價值觀等意識形態要求,因而該標準絕非純粹經濟問題。地方政府在擴大開放過程中必須以可控性為條件,尤其金融等現代服務業開放必須以國家安全為底線。

其次,堅持技術進步與產業創新的引資方向。高質量發展需要可持續的增長動力,有更可靠的產品質量,毋庸置疑其核心仍然是技術進步和產業創新。然而近期中美貿易爭端顯示,以市場準入限制、強制技術轉讓、侵犯知識產權、全球投資并購、吸引海外人才等為指控,中國促進產業升級的外資戰略遭遇到不公平貿易報復。由此,地方政府新一輪外資政策應進一步優化知識產權交易的市場環境,提高對各類知識產權保護的力度,強化司法程序維護市場環境;進一步完善國家對外市場準入負面清單,確保合資合作與外資的國民待遇原則;進一步維護中資企業對外合資合作的合法權益;堅持對內外資企業一致的反壟斷政策,堅持綠色發展內外資一致原則。

第三,以改革創造制度性開放環境替代政策性開放傳統。近期中美貿易爭端的背后實質是中國與西方國家的制度性矛盾。歐美發達國家對中國非市場經濟地位指控的所謂理由包括貨幣可兌換程度、工資可談判程度、外國投資限制、對生產資料保有大量所有權、政府決定資源配置、法律制度成為經濟政策和產業政策工具等等,而以上領域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與西方制度體系的制度摩擦所在。在堅持國家基本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基礎上,地方政府在新一輪開放中應當繼續深化體制機制改革,積極推動和形成制度性的開放環境,在知識產權、政府采購、國有壟斷、市場保護等方面加快與國際規則并軌。同時,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增強各級政府的政策透明度與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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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變革與江蘇經濟高質量發展

于津平 南京大學商學院副院長、教授

目前,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正面臨美國單邊主義的挑戰。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長期扮演重要角色的美國,自特朗普當選總統后,消極參與全球治理,無視國際規則和已有承諾的約束,不斷挑起貿易爭端。進入2018年后,美國揮舞抑制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貿易保護主義大棒,對來源于中國的產品征收高額進口關稅,限制美國技術、人才、核心零部件流入中國,阻礙中國企業對美直接投資,禁止美國企業向中興通訊提供芯片和軟件。美國的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嚴重損壞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穩定性和權威性。高度融入全球生產分工體系的江蘇經濟正面臨改革開放以來前所未有的挑戰,準確把握世界經濟新變化,探究江蘇開放型經濟的發展方向,對于江蘇高質量發展意義重大。

美國的單邊主義行為給全球治理體系和全球生產價值鏈帶來了危機,中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原則正在面臨考驗。經濟全球化雖然是不可逆轉的趨勢,但其發展道路不會一帆風順。要化解全球經濟治理的危機,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必須沿著民主化、多樣化和包容性的方向推進。

美國對中國新興產業發展的抑制政策短期內會對江蘇經濟造成較大負面影響,利用外國資源實現創新能力提升的產業發展戰略將會變得愈加困難。但中國面臨的短期危機也會促使中國的開放戰略向更高層次轉變,中國政府和中國企業更加清醒地認識到通過自主創新體系完善實現產業價值鏈攀升、推進市場多元化的必要性。正在孕育和成長的江蘇戰略性新興產業將會在美國禁止對華出口中獲得更多的國內市場空間和生存發展機遇。

創新能力提升是江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任務。在全球經濟治理環境復雜化和中美貿易糾紛升級的形勢下,應深入分析江蘇產業嵌入全球價值鏈分工的現狀,明晰可能存在的貿易投資風險,制定預警和防范措施,保持江蘇經濟穩定發展。長期而言,江蘇應緊密關注國際環境變化和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化,抓住國家重大發展戰略調整的機遇,遵循產業發展規律,致力區域創新制度和創新能力建設,在堅持開放的同時,進一步發揮和強化江蘇教育科研資源優勢、制造業集群優勢和人居環境優美的優勢,使江蘇創新要素培育能力、先進要素集聚能力、創新產業發展能力和高質量發展水平穩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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